逍遥宫的影子在碧浪中飘摇
山涧中的清泉奏出了欢快的音符
忽必烈的皇都建在大都，通常他在那里过冬，这其实都是后话了。早在1220年，成吉思汗当上蒙古大汗后，就考虑把位于蒙古大草原的哈拉和林定为国都。后来，忽必烈决定将统治中心南迁，他的这一做法似乎是想将蒙古的强权凌驾于汉人文明之上。
忽必烈任命一位穆斯林建筑师专门监督大都的建设，整个都城的设计灵感主要来自汉人的建筑，并在建筑风格上尽量保持了一致。1267年，大都开始动工，历时几年后竣工。整个都城有十一个城门，每个城门上有一座三层高的塔楼作为瞭望台。
在使用多种语言的蒙古帝国，新建的都城有好几个名字：汉语称之为大都，土耳其语称之为汗八里。蒙古人最终采纳了汉人所使用的“大都”这一名称，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大都：蒙古文明的中心
马可到中国的时候，大都的东部地区主要被用于做天文学研究。忽必烈汗对世界充满了渴望与向往，所以他对天文学非常痴迷。当时，位于阿塞拜疆马腊格的波斯天文台因发现了许多天体并发明了一些精密的观测行星的仪器而闻名遐迩，忽必烈汗受其影响，一直希望能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天文台。
为了圆梦，忽必烈专门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蒙古帝国，札马鲁丁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用于观测天体的仪器，包括日晷仪、星盘、天体仪、地球仪及浑天仪，他带来的这些仪器比当时欧洲使用的同类仪器要先进得多。
现代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应该主要归功于很早就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的中国和阿拉伯先驱们。西方人最终接受了中国人的观点，认为赤道是环绕地球的一个圆圈；北极是地球的最北端（今天这早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了）。但在马可时代，欧洲天文学家采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的研究以地平线和太阳在天空中的活动轨迹为理论基础。欧洲天文学家始终不承认赤道的存在，直到16世纪晚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才接受了这一观点，而早在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地球赤道了。
在中国天文学体系中，天空散布着像树的根茎一样的28个星宿，这28个星宿中的任何一个都由一定数量的恒星和星群组成，因此中国人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有序排列的。早在7世纪，中国人就已经观察到彗星的尾部始终指离太阳，并由此发现并预测了太阳风暴，这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整整早了1 000年。他们还先于欧洲人发现了月球表面的月坑，而在“哥白尼学说”提出之前，欧洲人始终认为月球和其他天体都是完美的球体。
1271年，也就是马可到中国之前，忽必烈汗成立了穆斯林天文学研究院，并且还重用了汉人工程师、天文学家郭守敬。郭守敬利用波斯图纸制造了很多工具，并且计算推导出了一种全新的蒙古历法，这种历法类似于汉人使用的阴历历法。按照这种新的蒙古历法，十二年为一轮回，而且每年都以一种特定的动物来命名：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按照这种排序，猴年出生的人会有猴子的特征：容易激动，时常焦躁不安，难以平静。总的来说，猴年不是个好年景。
虽然马可很关心天文学，但他并没有论及汉人和蒙古人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的微妙的差异。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这个年轻人也将天文学等同于占星术，而且蒙古帝国的天文学家们的成就并没有引起这个年轻人的好奇心，反倒是那些无所不在的术士和算命先生让他更感兴趣。据马可粗略估计，仅大都就有不少于5 000名从事这一行当的占星师和卜卦者，从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来看，从业者有穆斯林、基督教徒，还有汉人。
马可很快就熟悉了蒙古帝国使用的各种不同的阴历历法。他说，基督徒、穆斯林和汉人占星师每年都要仔细观察天象，“按照月亮的圆缺来确定一年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能根据行星的活动和其他一些特性，发现当年的月相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天气。也就是说，不同的月相，会引发不同的天气状况，如雷电、暴风雨、地震……有时还可能会发生疾病、瘟疫和战乱等灾害”。
占星师们将他们的预测内容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把每个月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写了进去”，这恐怕算得上是亚洲版的《穷理查年鉴》了。《穷理查年鉴》是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编写出版的一本有关天气预报和其他实用信息的汇编。
马可发现，在蒙古帝国任何准备做诸如旅行或者投资等“大事”的人，“都要去找占星师并告诉他，‘我打算做点重要的事情，请在您的书中查询一下天气情况’。同时，来人还要告诉占星师他的生辰八字，因为每个人一出世，今后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已经注定了”。占星师找到代表“来者”的行星后，便“告诉此人途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和他所要做的事情是否会成功及他的身体情况”。一般情况下，像马可·波罗一样的商人都会非常谨慎地安排自己的行程，以便避开对自己不利的这颗行星，或者设法将它的有害影响降到最低点。为此，占星师会建议他们在出发的时候，从一个不受“这颗隐形星宿”影响的城门出城。
马可对这本“小册子”或“书籍”的描述，反倒引起了人们对他中国之行的质疑，质疑者声称马可从来都没有正式提到过印刷术。而事实上，马可对印刷术非常了解，只不过是他忽略了这种技术的重要意义。马可的这种疏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生活的欧洲，活字印刷差不多是两百年后才出现的，当时的马可肯定无法预测这种技术会对《圣经》和其他重要著作的传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身为一名商人，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了纸币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对“占星术方面的书籍”的描述的真实性则始终是个谜。对于马可来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像蒙古文明中心的大都那样让他痴迷。
“未来世界非中国莫属”
“皇宫是四四方方的，”马可说，“城墙把宫城围成了一个正方形，每面都有八英里长，城墙四周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四面的城墙中间各有一个城门，周围一英里的地方都有士兵驻守。士兵把守的范围之外，还有一圈边长为六英里的城墙。”欧洲人对大都的建筑规模和四周的城墙惊叹不已，这里似乎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充满魅力的繁华都城，而更像是“一座展示蒙古帝国强大力量的巨大堡垒”。
以这座实行中央集权的都城为依托，忽必烈汗试图去改变蒙古人的一些传统习俗和蒙古历史的进程，他想将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最终，事实证明大都奇妙的建筑设计构思和忽必烈汗的伟大试验都是成功的。马可亲历了这个大都会的最辉煌时刻，他还精心描述了忽必烈汗为自己建造的宫殿，它就是后来被称为“紫禁城”的中国皇家居所的前身。在大都原址上建成的“紫禁城”在重建过程中，工匠们还将《马可·波罗游记》中描写的大都的一些建筑融入其中。马可接着写道：
“城墙的四个角和正面中间部位各建有一座漂亮的大殿，这样一来，沿城墙四周共建有八个大殿，里面除了存放军火外，有的大殿里还会存放一些像马笼头、马鞍、马镫等其他一些马匹专用装备；有的大殿里可能会存放弓、弦、箭囊、箭和射箭所需的物品；有的里面存放着甲胄、体甲、盔甲、胸甲和其他的皮革制品。”
整个建筑群四周都是城墙，城墙上有一扇“特别大的门，这座门除了在大汗亲征时会打开以外，平时一直都是关闭的”。隐匿在重重宫墙之中的忽必烈汗的宫殿是“马可·波罗所见过的最宏大和精美的建筑”，是一处放射着梦幻般光芒的无比奢华的寓所。
“所有殿堂和房间的墙壁上都镶有黄金白银，还雕有飞龙走兽、传说中的仕女、武士及有关战争题材的故事，就连房顶上也全都是雕刻。步入宫殿，映入人眼帘的似乎除了黄金、白银及绘画外，再无他物，大殿内非常宽敞，差不多可容纳六千人同时就餐。宫殿里面有四百个房间，令人眼花缭乱。整座宫殿美轮美奂、富丽堂皇，其建筑设计之精巧，布局之合理更是无人可及。”
马可举目四望，看到了更多的奇景，这些奇景足以使读者想象得出后来的“紫禁城”的壮丽。“所有的屋顶都被涂上了红色、绿色、浅蓝色、孔雀蓝、黄色和其他各种色彩，而且还上了釉色，看上去犹如晶莹剔透的水晶，使得宫殿周围都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而且这些屋顶非常坚固耐用。”马可还介绍了宫殿的内部情况，“宫中有一些很大的房间，里面专门存放大汗的私人物品，如金银财宝、珍珠、宝石和金银器皿等。还有一些房间是大汗的嫔妃们的住所，大汗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但禁止其他人入内”。
马可对“紫禁城”的预见性的描述展示了整个皇宫建筑群的宏伟和壮观。威尼斯是一个河道密集、街道狭窄的城市，蒙古都城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到处都是开阔、整洁的街道；复杂的排水系统将雨水输送出去用于灌溉；江河湖泊里盛产鱼虾。”所有的一切总是令人欣喜。马可还对出现在皇宫内的草坪和皇家园林中的动物给予了关注：“这里有产麝香的白色牡鹿、牝鹿、梅花鹿、松鼠、貂和其他各种各样漂亮的珍奇动物。”
城墙内的风景也同样让他赞叹不已：“草坪的草长得非常茂盛，城里的街道全都铺设过，离地大约有2腕尺（1希腊腕尺相当于46厘米），所以即便雨天，路上也不会泥泞。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全被收集起来浇灌草坪，所以草长得非常茂盛。城郊有一个很大的湖（湖里挖出来的土被堆积成一座小山，后面将做介绍），湖里放养着许多鱼供大汗享用。”
大都城里让人感到新奇的东西似乎数不胜数。马可说，“我想给大家说说大都城里的一条河，河水流经的地方形成了一片湖区，里面养着很多鱼，而且也时常有别的动物在那里饮水。如果湖里的水太多，就会流向前面提到过的那座山。在湖的入口和出口处，专门设置了一些用铁丝和黄铜制成的渔网，所以湖里的鱼绝对不会顺水溜走。湖面上还经常能看到天鹅和其他一些水鸟的身影”。
大都所有的景观都非常壮美，马可希望读者能相信他所描述的每一个细节。
马可想让读者知道，当时中国的城市规划是非常先进的。他指出，大都城里“像线一样笔直”宽阔的主干道可以通向千家万户，临街有“各种商铺和货摊”，各具特色的客栈、民居和宫殿在城内比比皆是。显然，人们在对城市进行规划和建设的时候，遵循着一种非常严格的建筑逻辑，这使得“整座城市就像一个按照正方形来精心布局的棋盘，城市建筑非常漂亮而且设计构思精巧，让人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整个城市规划方案不仅合乎审美要求，还能有效防止犯罪行为发生。一旦发生违法犯罪事件，可以立刻关闭城门将街道或者广场阻隔起来，这样一来，作奸犯科之人插翅也难逃。
大都有一口“大钟”，每晚会准时敲三次。马可刚开始对此有些不理解，因为只要听到钟声，“行人便会停止在城里游逛”，除了“帮人接生的产婆和救治病人的医生”外，夜间没人敢出门，而且产婆和医生，夜间出行也要打着灯笼。
城中的每个城门大约由1000名士兵把守，以防城中出现偷盗抢掠事件。马可说，“除了驻守城门的岗哨，夜间还有30或40人为一组的士兵，骑着马在城中巡逻。如果‘大钟’敲过3次之后，还有人在城中乱逛，那么肯定会被巡逻骑兵盘查一番”，如果觉得可疑，就会遭到拘役。“第二天早晨，负责此事的官员就要审讯此人，一旦被证实有犯罪行为，会立即按照罪行轻重进行惩处。犯罪分子通常是被施以杖责，而且时常有人死于杖下。”
正因为有这些严格的防范措施，大汗和皇宫中的所有人及大都老百姓才能安然入睡。虽然身在他乡，但马可觉得自己比任何一个威尼斯平民更有安全感。
这座城市的规划与马可的家乡威尼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威尼斯，人们穿梭往来于错综复杂的街道和运河河道之间，似乎所有的阴谋和罪恶都可以被掩饰起来。为了自己同胞的利益，马可似乎在倡导威尼斯人应该放眼并效仿未来世界，而他觉得这个未来世界非中国莫属。
比欧洲宫宴更奢华的大汗宫宴
为了让欧洲人对蒙古宫廷生活有更深刻的印象，马可讲述了大汗的宫廷御宴。可以说，其丰盛和奢华远远超出了任何欧洲宫廷宴会。“大汗设宴款待宾客的时候，来宾的座次是有一定规矩的。大汗坐在大厅的北边，身子朝着殿外，他的餐桌设在他的御座上。大汗高高在上，可以将所有的美食尽收眼底，皇后坐在他的左边。右边一张明显要低一些的桌子上，依次坐着衣着华丽的皇子、皇孙和其他一些皇亲国戚及有血缘关系的同宗，他们用的桌子都很低，看上去就好像大家是坐在大汗的脚下。女眷也是如此，在皇后左边稍低的桌子上，依次坐着其他的嫔妃和一些年幼的皇子、皇孙、皇亲的女眷，以及其他王公贵族和武士的家眷。”这样的座次安排完全是为了“让大汗看清参加宴会的所有来宾”。
大汗每次举办宴会都会有很多的赴宴者。起初，马可并不打算提供一个大致的人数，后来他觉得很有必要，“一般每次都会有超过4万人参加大汗的皇家宴会，人实在太多，桌子又不够，所以大部分武士和贵族是坐在大殿的地毯上就餐的。甚至有时候会有十万之众齐集在大殿外面的桌子上就餐。宴会上会举行各种活动，来宾们个个欢声笑语，把酒尽欢”。马可知道自己提到的这些数字未必能得到读者的认可，但他非常喜欢这种颇具西方特点的蒙古宫廷生活。
巨大的宴会厅中间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很漂亮的方形柜子”，柜子是用鎏金的动物纹样装饰的，里面装着“一个大概可以盛一大桶酒的纯金容器”，容器周围摆放着一些小的盛有像酸马奶或骆驼奶等“口味较重的饮料”的纯银器皿。
贵客们用一把纯金的长柄勺从一个足够8～10人喝的“雕漆大碗”里舀酒喝。马可补充了一点：漆器是一项在亚洲有着极高水平，但欧洲人却一无所知的技术。漆是通过专门技术从一种特殊的亚洲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树脂，这种物质类似于毒葛的树脂。在避光的情况下，提取出来的树脂会结成一层硬皮，但一经阳光暴晒，就会发黏。马可对漆器的制作过程似乎并不太熟悉，不过他还是很详细地给读者解释了一下这个“装酒的器皿”，“那把纯金长勺就像是一个带柄的杯子，宾客可以用这个‘杯子’从那只‘雕漆大碗’里舀酒喝”。马可说，前来参加宴会的人看到这么多的“金碗”和贵重物品，个个都会“瞠目结舌”。
这种富有异国情调的宴会风俗，往往会让应邀参加宴会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困惑。因此，忽必烈汗特地安排了几个王侯负责帮助宾客熟悉蒙古的宴会风俗，“这几个人在大厅里穿梭往来，不时询问在座的客人是否需要帮助，是否需要添加酒、奶、肉或者其他东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就会马上命侍者送上来”。
那些专为大汗送食物和酒饮的侍者的“口鼻都被一块面纱或者有金丝线的绸巾遮住，为的是不让他们呼出的气息触及大汗的食物”。一旁守候多时的乐手们一看到大汗把食物送到嘴边，就立刻开始奏乐。这时，一个男童给大汗献上一杯酒后，恭敬地后退三步，然后又跪倒在地，接着“所有的王孙贵族和在场的宾客纷纷给大汗下跪，跪拜结束后，大汗才开始喝酒”。这些仪式过后，出席宴会的武士和贵族会把食物送到他们的妻子面前，这时宴会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宴会上的各种娱乐活动让来宾们兴致高涨。身着华丽服装的乐手们演奏着旋律优美的蒙古音乐，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种痴迷的状态，虽然音乐会让人心无杂念，但同时那些令人愉悦甚至有些情色成分的曲调也会触动人们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乐曲过后，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些身着特别服装的杂耍和杂技表演的演员，然后是诗歌朗诵表演和占卜师一番高谈阔论。马可说：“来宾和大汗一起尽情作乐，享受这场盛宴带给他们的愉悦。”
马可说，在宴会举行的过程中，所有来宾都必须严格遵守一些规矩。比如，有两个手执大棒的壮汉守在通向宴会大厅的每一道门口，这是为了提醒所有来宾“任何人在进门的时候，都要将脚高高抬起，以免踩到门槛。如果不小心碰到，守门的侍卫就会拿走他的衣服，事后他必须得用钱将衣服赎回。如果他拒绝脱掉衣服的话，侍卫会用棍棒将他痛打一顿”。一般情况下，参加宴会的外国人会事先从王公贵族那里得知这个规矩。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进门时如果踩到门槛，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不过，迷信的蒙古人很懂得变通，那些喝得烂醉如泥而不小心踩到了门槛的人，一般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宴会一结束，客人们便纷纷回家或者返回寓所。”
令人目眩的忽必烈寿诞
根据马可的记录，按照蒙古历法，忽必烈汗出生在9月28日（按现代历法应该是1215年9月23日）。忽必烈出生时，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正在攻打大都。后来，忽必烈的生日便成了蒙古人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节日当天，大汗会“身着华丽的金袍”出席庆典活动，为了表示对大汗的敬意，一万两千多名王孙贵族届时也会纷纷仿效大汗，全部身着镶金带银的绫罗绸缎，当然他们的衣服肯定不会像大汗的衣服那么昂贵。出于商人的天性，马可私下对这些华丽的衣服进行了估价，“有些镶有珍珠和宝石的蒙古袍恐怕要值一万拜占庭金币。”
这些华贵的衣服在一年中会有十三次展示的机会，因为“鞑靼人把一年分为十三个月，每个月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和庆典活动”。马可粗略算了一下，王公贵族衣服上的宝石竟然多达156 000个。“如果大汗穿件某种颜色的袍子，那么他的王孙贵族和武士也会穿上同样颜色的衣服，当然，大汗的衣服更加华丽，上面的饰品也更贵重。”由于穿着比较频繁，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件衣服最长也只能穿十年。之后，便被弃之不用了。
过于频繁的“反映蒙古帝国奢华与富庶”的描述使得西方读者认为这位“百万先生”如此渲染，纯粹是为了讨好忽必烈汗，或者干脆就是在编造故事自娱自乐。但元朝的编年史证实了马可的所见所闻，包括贵族们衣服上缝制的宝石珍珠也确有其事。
下文是官方文献对忽必烈汗所穿衣服的详细描写：
大汗戴着一顶用黑色的丝绸做成的平顶帽，帽口镶有一圈上好的珍珠，前后还有十二串珍珠串饰，左右两边分别是用黄色的生丝打成的结，上面挂着一些流苏用来垂挂玉石或宝石。帽子顶部还垂下来一些用珍珠装饰的黄色生丝做成的饰物，帽子的表面是用丝线缝上去的珍珠做成的龙或祥云，还绣着各种雌燕或柳树的纹样，镶在帽顶上的珍珠感觉好似一条流淌的河流，大汗的帽顶上还别着各式各样的玉针饰。
大汗穿的外套是天蓝色的，用贴近肤色的布做衬里，配有四根绣有龙和祥云纹样的带子。他的衣服两边的腰带，一直垂到地上，用珍珠绣成的花朵、燕子及柳树在那些折叠的衣褶之中时隐时现。大汗外套下面的内衣是用红色的丝绸制成的，像是件短裙，上面有十六排刺绣图案，每排有两种水草、一个谷穗、两把斧子和两个汉字。他平时所穿的外套是用白色的丝绸做的，配有黄色的裘皮边，通常在膝盖部位（也就是靴帮部位）有一圈有弹性的红色丝绸。整件外套看上去就像是一件短裙，上身还绣着一条一头两身的龙……
大汗的裹腿用红色丝绸做成，他的脚上穿的是用金线做成的有各种装饰物的缎面靴，靴子上有两对软舌，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的针脚和珍珠饰品。大汗所穿的长袜也是用精美的红色丝绸做成的。
这就是马可所看到的忽必烈汗。难怪当时宫廷里宏大的场面让这个敏感的威尼斯年轻人感到目眩。
马可说，忽必烈汗生日这天，“他所管辖的领土之内的所有国王、王子和贵族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并给他献上珍贵的礼物以示对大汗的尊重”。有些来送贺礼的人也会乘机向大汗要求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获准让他扩大统治疆域。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忽必烈显示出他一贯的远见卓识，他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那些“当之无愧的请求者”重新分派疆域。马可再次强调，忽必烈汗身上所具有的感召力绝对超越了宗教和文化界限，尤其是在他生日这天更能使人感受到这一点。“所有归顺大汗的人，不管是佛教徒、基督徒、犹太教徒、萨满教徒还是其他部落的鞑靼人都会焚香点烛，祈求他们的神灵或上帝保佑大汗福寿安康。”
马可特地有些漫不经心地对一些细节进行了描写，似乎是想和大汗寿诞仪式上的那些繁文缛节形成对比。尽管马可对蒙古人生活的描述已经很详细了，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一些精微之处，也许是他在给鲁斯蒂谦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有些内容已经淡忘了。正史中有关“蒙古朝廷招待会”的章节，详细讲述了忽必烈汗“万寿节”上的盛况：
庆典当天，仪式的组织者们天一亮就开始忙着引导应邀参加宴会的来宾到达他们指定的位置。身着特殊服装的“护卫长”也先后进入“大休息室”。
首先，他们手执象牙笏板，按规定跪拜，然后“通报员”和“内务总管”也进入大厅并告诉来宾需要遵守的庆典仪式的程序。这时，皇上才从内宫走出来，登上马车，随后大家便听到了车夫的吆喝声和护卫甩动鞭子的声音。有三名侍卫专门负责维持围观者的秩序，他们还会亲自把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客人送到指定地点。
“护卫长”走在队伍前面负责开路，他前面则是手持短柄斧的通报员，他们一行人会停在大殿外面，由“手执短柄斧的人”在大殿入口处负责指引来宾参拜大汗。
参拜完毕后，来宾向东或向西前往各自要去的地方。之后，他们又开始引导站在外面的人群分区域等候。
等皇帝和皇后登上他们休息的御座后，“欢呼声和鞭子声便开始不绝于耳，三名拿着斧子的通报官让人群腾出一条通道后，又返回‘露台’东侧站定，‘露台’其实就是通往宫殿的台阶”。
紧接着来宾要在朝廷官员的引导下，进行长达数小时的祷告和参拜仪式。单从庆典活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来讲，马可时代的欧洲宫廷里，绝对不会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这些仪式几乎全部沿袭了汉人的做法，这让蒙古人感到担忧，他们指责忽必烈汗用非蒙古化的方式取代了蒙古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些生活习惯已经开始威胁到他们的游牧生活。而实际上，在一些恪守传统的汉人谋士的帮助下，忽必烈只是从表面上仿效汉人的宫廷仪式而已，从骨子里来说，他始终严格遵循着蒙古人的传统。
蒙古的等级晋升制度主要取决于将士们立下的战功，而并不仅仅看他们在朝廷内的种种行为和表现。马可说，忽必烈汗“挑选了12位有威望且能够服众的聪慧的王侯负责处理军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他们调遣或更换军官到最适合他们的职位，同时还负责将有能力者委以重用，黜退那些无所作为之人”。所以，如果一位“千夫长”不作为，会被贬为“百夫长”，反之，如果他英勇善战，很可能会被破格提升为“万夫长”。
“由12位王侯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直接对忽必烈汗负责。他们住在大都的一个“宽敞、漂亮而又精美的宫殿里”，每人负责管理一个行省，手下有一位法官、几个文书和公证员，这些人也住在他们的宫殿里，但都有各自的房间。
邮政系统、能源与社会福利
马可发现，蒙古帝国的邮政系统管理也同样井井有条，这也是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多元化国家所必需的。让马可欣慰的是，“信差的服务态度非常好”。他对蒙古复杂的邮政管理和运行制度进行了描述：“信差骑马每天要跑200英里，甚至250英里，有些任务还需要两个人共同完成。如果要送急件，信差会随身携带一个刻有猎鹰图案的通行令牌以保证路上畅通无阻。一路上，他们束紧腰带，戴好头巾，然后快马加鞭赶往25英里之外的驿站。”马可说，每到一个驿站，除了更换马匹外，基本上“还来不及喘息，又得风驰电掣地向下一站出发了”。
离开大都的道路都是以要到达的行省来命名的。每隔25英里就有一个“为信差和路过的使臣提供马匹的驿站。在每个驿站，一般还会配有设施完备的驿馆，里面有舒适的床位，豪华的丝绸被褥及其他一些生活用品”。马可说，驿馆的设施非常好，就算王侯来这些偏远地区视察时在此住宿，也会感到满意。
驿站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证为信差提供精力充沛的马匹，所以，通常每个驿站至少配有四百匹骏马，“以方便随时赶到的信差更换坐骑”。
马可觉得，看似复杂的蒙古帝国的邮政系统中有很多相辅相成的环节，这使得它的管理和操作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通过这一系统，一些重要信息克服了时空和语言文化的障碍被及时传送出去。即便是在一些特别偏远的地区，每隔35～40英里的距离也设立了一些小驿站。马可称，全国各地有上万个这样设施豪华、能提供20匹马的小驿站，这些驿站所有的费用都由大汗支付。这些小型驿站专为执行任务的步行信差提供安全住所，信差的穿着与众不同，通常他们“腰间缠着一个很宽的腰带，上面还挂着一些铃铛。走动起来，老远就能听到铃铛的响声”。
马可仔细研究了这些绝妙的小驿站。他说：“接到任务的信差会以最快速度赶往下一站，一般情况下，每个信差送信的距离不会超过三英里，在三英里外等候的人，只要听到远处传来的铃声，会提前做好一切准备，等从来人手中接过信件并带好相关票据后，会立即出发完成下一个三英里。通过这种接力方式，原本要十天才能完成的行程被缩减到一天一夜，大汗的指令也因此以最快的方式下达给相关各方。”
信差完全靠那些训练有素的马匹来完成任务。他们每人都有一块“带有猎鹰纹样的特殊令牌”，作为畅行无阻的标志。“送信的时候，除了必需的马匹，信差们基本上不需要别的东西。有的任务需要两人去完成，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他们会先在驿站领到备好的马匹，然后绑好腰带裹好头巾，快马加鞭向25英里之外的下一个驿站赶去。在他们到达之前，驿站早已做好了一切接替准备。”“马背上的信差此刻很可能正准备去向大汗报告某地有人意欲谋反的消息。”
马可夸赞蒙古帝国的邮政系统是高效率的典范。“信差的骑行速度非常快，途中不会停歇。等到达下一站，接替他们任务的人员和马匹会接着继续赶路。即便是夜间，也是如此。”“信差以每天250英里的速度为大汗传递信息，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走300英里。遇到递送紧急情报时，他们必须星夜兼程，在没有月光的晚上，驿站的人会打着火把在前面领路，并一直将他们护送至下一站。”
马可希望读者多了解一些蒙古帝国的事情，他很想告诉读者“信差通行的道路两旁全都是参天大树”。马可曾沿着信差的通行路线亲自去考察过一番，“从远处就能看到这些大树，大汗让人种树主要是为了方便行人辨清道路，此外，过路的客商也可以在树荫下休息。在沙漠地区，这些大树果真发挥了路标的作用，不论白天黑夜，行人都不会迷失方向”。“大汗命人植树是因为按照术士和占星师的说法，凡是植树多的人，都会长寿。”
在论及蒙古人的实用技术时，马可对一种自酿的米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酒味道醇美，清澈透亮。由于有些辛辣，所以很容易醉人”。我们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年轻的威尼斯人酒醉的样子，他似乎还在那里憧憬着大汗的信差们、路边的参天大树，以及蒙古帝国发生的一些奇闻怪事，还有会燃烧的石头。
无论走到哪里，马可都能见到“一种像木头一样会燃烧的黑色石头”。马可说，“石头被点燃之后，比木头还好用。如果晚上把它放到火里，只要方法得当，到第二天早上火也不会灭”。自从使用了这种会燃烧的黑石头后，老百姓便很少再去砍伐本来就匮乏的木材来取暖了。“由于人口众多，老百姓平时做饭、洗澡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再加上人们有每周洗三次澡的习惯，到了冬天，有条件的人家甚至会天天洗澡，所以木材根本不够用。”
这种能用来做饭、取暖及烧洗澡水的黑石头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煤，一种在中国至少已经使用了上千年的能源。然而在马可时代，欧洲人还从未听说过能用煤取代木材供人们取暖。在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这种“黑色的燃烧后会变为灰烬的含碳物质”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罗马人攻占英格兰时期，而且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了马可时代。但在欧洲，人们把煤当作一种普通的能源来使用则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通过不断的接触和了解，马可开始觉得忽必烈汗统治着的绝不是一个野蛮、停滞不前的王国，而是一个富有活力、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时时充满警觉，一个似乎永远都不会沉睡的王国。因为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行动神速的信差们便会出现在以参天大树为标志的道路上，在火把的照明和引领下日夜兼程把消息报告给大汗。马可不由得自问：在什么情况下，威尼斯人才会有如此的警惕性呢？威尼斯人会有如此的创造力吗？
在马可看来，遍布整个蒙古帝国全境的驿站、信差及快马所构成的邮政网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整个系统耗资巨大，很难用文字表达清楚”。马可觉得它太神奇了，以至于他不由得要去抨击基督教。
马可解释说，微妙的一夫多妻制是维系邮政网络系统，乃至整个蒙古帝国的关键所在。
“如果有人产生疑问，那么多人是如何履行义务的，答案是，因为只要有抚养能力并且生育能力强，所有的佛教信众、撒拉逊人都可以娶很多房妻子，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能支撑起一个大家庭。”由于娶来的老婆多，“所以有很多人甚至会有三十多个儿子”。
即便家里有那么多张嘴要吃饭，但没有人会被饿着。马可说，老百姓有充裕的谷物、奶和肉类作为食物。他们还会吃一种与马可的叙述略有出入，但是意大利人早已熟知的食物——“通心面”。为了维持生计，大家不得不成天奔忙，因为“在他们看来，可以耕种的土地是不能闲置的，所以，他们每天都去地里干活”。
对于这些异教徒多妻多子的生活方式，基督徒只能暗自羡慕。马可不无遗憾地说：“基督徒每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即便妻子不能为丈夫生下一男半女，丈夫也不能另娶，这也正是我们人口少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也是马可觉得作为一名基督徒不免有些悲哀的原因，他很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
不过，这只是马可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来审视蒙古人。马可很赞同一种传统的中世纪的假设：一个人的身份取决于他的宗教信仰、出生地、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兄弟姐妹中的长幼排序。同样，马可认为蒙古帝国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忽必烈汗位居首位，其他王公贵族按照既定的顺序列于他之后。虽然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但马可和他的合作者一直坚持这种看法。其实，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人的等级制度并没有马可所说的那么严格，蒙古人的威望主要取决于其适应能力和对身处其中的主流文化的学习能力。虽然经过仔细观察后，马可对蒙古人的方方面面做了细致的介绍，但他还是疏漏了对蒙古人的某些生活方式的描述。因为生活背景完全不同，所以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欧洲贵族并不一样，蒙古人永远都不会离开土地和马背。
虽然草原上气候恶劣而且食物供给有限，但忽必烈汗的大臣们采用了一种欧洲人不知道的方式来保障粮食供给：粮食充足的时候，官府会大量购进，并储备足够四年所需的粮食量。马可说：“如果碰巧遇到粮食歉收并出现饥荒，大汗就会下令动用储备粮。”他会以很低的价格将粮食卖给急需之人。如果发生饥荒的面积较大，“大汗就会大量施舍和救济住在大都周围的贫民”。马可所指的“贫民”是那些人口较多且没有东西可吃的家庭。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如有必要，忽必烈汗甚至会为他们提供一整年的粮食。
和其他国家事务一样，蒙古帝国的社会福利也被处理得井井有条。受灾家庭可以向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报告自家灾情。马可解释说，“灾民要出示一份记录，来说明过去一年里他们从官府领到的福利数额，然后，官员会根据这些数字决定他们当年的福利额，同时，官府还给灾民提供包括衣物在内的其他物品。发放给百姓的这些福利款是大汗从羊毛、丝绸和亚麻等织物收缴的‘什一税’中抽取的”。依照法令，手工业者每周要向大汗上缴“相当于一天劳动所得”的费用。在冬夏两季，大汗正是靠“这笔额外的收入”给需要帮助的人发放衣物。
马可承认，欧洲人和蒙古人似乎都不习惯接受任何形式的救济。同时，他也承认，“在鞑靼人没有信奉佛教之前，按照风俗，他们从来都不给别人施舍。如果有人走到跟前讨要，乞讨者不但会被他们轰走并且还要恶语相加：‘滚开！年成不好，是老天爷给你的报应！老天对你我都一样，你去找他要吧！’”自从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他开始实施公共救助，但在此前，蒙古人就算看见那些饱受饥饿和病痛折磨的人或者老者都已奄奄一息了，他们也会视而不见。
在所到之处，马可亲眼看见了忽必烈汗举行的赈济活动。“大汗会给所有前往官府讨要的人都免费发放一份热乎乎的饭菜，无一例外。”马可估计了一下，一年之中，每天有两三万人接受食物救济。通过马可的描述，我们在脑海中大致可以勾画出“一幅老百姓在救济站排队等候救济”的场景：他们看上去饥渴难耐，眼里充满了焦虑和期待，他们明白大汗提供的食物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保障。我们也不难想象，这些人心中对乐善好施的忽必烈汗该是多么敬仰和感激。
忽必烈汗的善举赢得了众人对他的尊重和忠心。马可称“老百姓非常爱戴和拥护这位可敬的大汗，把他当神一样来崇拜”。
马可在蒙古帝国期间，忽必烈汗的救济活动已经在全国推行了。每年大汗都会派监察员去查看庄稼收成情况，一旦发现因为暴雨、大风、虫害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受损，“他不但会免收农民当季或当年的税，而且还会从自己的谷仓中拿出粮食赈济灾民。这样一来，受灾的农民不但有了口粮，而且还有了备耕的种子”。到了冬天，忽必烈汗也会派人外出巡察，如果发现某省农民的牲口有被冻死的情况，大汗不仅会免去他们当年的所有税收，还会把从其他省份征来的“什一税”中的牲口拿出一部分送给这些农民，或者低价出售给他们。
忽必烈汗的善举绝对不是做做样子的。由于蒙古大草原上林木稀少，没有任何防护，所以雷电经常会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马可说：“如果雷电击伤了羊群或者其他牲畜，大汗会免去受害者三年的‘什一税’。同样，如果雷电击中了满载货物的船只，他也会免去货主的税金。因为大汗认为，任何人的货物被雷击中都是不祥之兆。”当然，对货主免除税金的做法更多的是源于迷信和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非慈善救济。“大汗曾说：‘如果上天憎恨一个人，就让他遭雷劈。’所以他也不愿意将那些被上天的雷电击中的货物收归国库了。”
在为忽必烈汗服务期间，马可一再强调这位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无私的动机。“大汗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帮助他的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威尼斯人也没有忘记给读者介绍蒙古帝国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有关蒙古家庭生活、农业和军事方面的一些活动仪式。
从蒙古历法就可以看出蒙古人对生活和奢华充满热情。按照鞑靼人的算法，蒙古新年在公历的二月份，“蒙古人把新年称作白色节”，节日当天，“大汗和全国的男女老少，一律身着白衣”。马可解释说，身着白衣是“因为在蒙古人看来，白色的衣物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因此，新年时穿上白色的衣服是希望得到来年的好运和幸福”。
身着节日盛装的蒙古贵族们给“大汗献上很多的礼物，有黄金、白银、珍珠、宝石和许多白色的布匹，除此之外，还要献上十万头白色的骆驼和马匹（有的手稿版本上记载是5 000～12 000头）。即便献给大汗的骆驼和马匹不是纯白的，但身上大部分毛色必须是白色的”。
人们互相拥抱亲吻，祝愿对方“新年好运，万事如意”。随后，忽必烈汗向大家展示他的象群，“这群象多达5 000头，全身披挂着丝绸象衣，象衣上镶有金线，绣绘着各种鸟兽和狮子的图案”。每头象身上都挂着一个大匣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宫廷御用的金银器皿和其他一些器具，象群后面是“身披白色丝绸的”骆驼。令人炫目的场景让马可不由得惊叹，“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场面了”。
在“白色节”这天，蒙古帝国的所有头面人物都会出动。王公贵族、侯爷、占星师、哲学家、医生、驯鹰师及所有朝廷官员齐集在“大汗的宫殿里”，列队等候朝拜大汗。马可说，“大家找到合适的位置就座后，有位智者，或者我们可称其为‘司仪’在大殿中间站定后，高声说：‘向大汗叩首致礼。’他话音一落，在场所有人起立，虔诚地向大汗鞠躬叩首，并送上祝福。然后，‘司仪’接着说：‘愿神灵保佑大汗永远幸福安康。’他说完后，大家便连续跪拜四次。礼毕之后，大家起身按顺序走到一个精心装饰过的祭坛前进行参拜，祭坛上有一张红色的桌子，上面用黄金和贵重的宝石镌刻着大汗的名号”。
马可特别指出，忽必烈汗手下近12 000名王公贵族每人都拥有大汗赐送的13件蒙古袍。用宝石装饰过的每件袍子颜色各异，深红色的腰带上“有金丝银线，非常精致而且价值不菲”，就连他们脚上穿的靴子也一样奢华。
虽然欧洲人对此非常怀疑，但根据有关蒙古和汉人的编年史记录，马可的这些描述都是真实的。在蒙古历中13个月的每个节日里，王公贵族都会穿上不同颜色的袍子。马可估计，整个蒙古朝廷共有“156 000件这样价值不菲的蒙古袍”。
这些颜色和装饰各异的蒙古袍构成了忽必烈汗宫廷盛会的一道奇特的风景。宴会上，“有人牵来一头狮子，狮子一见到大汗，立刻趴在他面前，就好像知道大汗是它的主人一样。让人诧异的是，狮子根本没用铁链锁着，但它温顺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只趴在主人脚下的狗”。
迷恋穷奢极欲的朝廷生活
眼前趴在地上的这只狮子让马可想起了晴朗干燥而又寒冷的冬日，大汗在大都狩猎时的情景。马可说，按照习俗，狩猎期间捕到的猎物一律要献给大汗。猎物种类繁多，通常会有“野猪、牡鹿、野兔、狍子、熊、狮子及其他各种走兽”。献给大汗的猎物一般都要先把内脏取出，然后摆放在小车上献给大汗，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满足大汗喜欢狩猎的爱好。相比之下，大汗似乎更热衷于让训练有素、善于追捕猎物的猎狗去捕猎，马可解释说，大汗打猎的时候常带“一只猎犬”。出于安全考虑，狮子一般都会关起来，因为面对猎物时，狮子往往过于凶猛和贪婪而不易控制。此外，狮子还必须关在逆风的地方，否则一旦猎物嗅到狮子的气味，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伯颜和明安兄弟俩专门负责照顾大汗豢养的众多凶猛的猎犬。兄弟俩每人手下有一支1万人的军队专门为猎犬服务，两支军队分别身着红色和天蓝色袍子。马可说：“大汗出猎的时候，兄弟俩会带领自己的身着红、蓝服装的手下，手牵5 000条猎犬，列队站在大汗左右两侧。”
兄弟俩承担的捕猎任务非常繁重，对此马可解释说，“从每年10月初到次年3月，他们得为大汗提供1 000只除鹌鹑以外的其他兽类和禽类猎物”。这使得他们成天必须忙个不停，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也累得几乎精疲力竭了，需要彻底休息才能恢复体力。
忽必烈汗出猎的场面非常宏大，一般有“1万名驯鹰师同行，除了500只矛隼外，他们还带着游隼、兀鹰及其他的飞禽，而且还有可以在沿途的河流中捕鱼的苍鹰”。驯鹰师们训练有素并且有很好的装备，所以每次出猎他们都能为大汗捕到很多猎物。
大汗所有的猎鹰脚上都系着一个用来辨认其身份的“银牌”，一旦猎鹰迷失方向，马上会被送回，狩猎所用的其他装备，比如，马匹、剑和其他物品也都标着主人的姓名。如果有人不及时归还属于别人的物品（通常情况下，往往是贵族误放了的物品和用具），会被当作“窃贼”，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任何人都不会担心自己丢失物品”。
按规定，老百姓是无权使用猎鹰狩猎的。“在蒙古帝国，商人、工匠、城市平民及农民绝对不敢养猎鹰或者猎犬去狩猎取乐。”就算蒙古族王公贵族也要严格遵守一些戒律，“如果不享有捕猎特权或者没有事先在专门负责狩猎的驯鹰师那里登记，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围猎”。
出猎这天早上，皇家队伍从大都出发，沿着一条大道前往围猎场。忽必烈汗坐在象背上一个用丝绸和黄金饰品围起来的“小木屋”里，他的王公贵族和职位较低的官员或骑马或步行。狩猎的过程中，有12位官员和12位美女全程陪护大汗，但大汗很少从帐篷中出来，后来马可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大汗患有较为严重的痛风。马可不由得感慨：“恐怕世上没有别的什么消遣活动能和大汗狩猎相媲美了。”
忽必烈汗和陪同的官员在帷帐里闲聊，王侯和武士们骑马守护在两旁。每当看到白鹤或者野雉飞过的时候，他们都会向大汗报告。听到报告后，忽必烈让人打开幔帘，放出矛隼。
接下来，忽必烈汗便和随从们开始观看一场即将发生的“空中大战”。矛隼的动作非常敏捷，飞行时仿佛流星划过天空，它会迅速将利爪伸向已经被吓呆了的猎物。所以一旦它向猎物发动袭击，就绝对不会失手。那些飞鸟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后，一下子就会从高空坠落，从而“上演一出凄美的空中死亡之舞”。看到此景，地面上守候的猎人会立刻飞奔到坠落点，及时从矛隼嘴里夺下猎物。
马可说：“对所有和大汗一起出猎的人来说，刺激而紧张的狩猎活动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经过几小时的狩猎之后，大家都觉得有些累了，忽必烈汗重新回到“漂亮而华丽”的蒙古包中小憩，大汗的这个蒙古包可以容纳包括王公贵族、武士、驯鹰师及大汗的嫔妃们在内的上万之众。其他的蒙古包也可以容纳上千名武士。按照蒙古族的风俗，所有的蒙古包不论大小，门一律要朝南开。大汗住的最大的这个蒙古包有两个大厅，一个房间。马可描述了在遥远的大草原上忽必烈汗富丽堂皇的住所：“大厅由三根雕花香木柱子支撑，大殿外边用带有黑、白、红色条纹的狮子皮罩着，看上去特别漂亮。连接处构思精巧，既不透风也不漏雨，而且结实耐用。所有大厅和房间的内壁用黑貂皮或银鼠皮装饰，黑貂皮和银鼠皮非常漂亮，而且价格昂贵，鞑靼人称黑貂皮为毛皮之王，一件用黑貂皮作里衬的男式袍子要值两千拜占庭金币。”用来撑拉所有房间和厅堂帐幕的绳子都是用丝做的。所有这些物品都价值不菲，没有经济实力的国王根本支付不起。
忽必烈汗可绝非一般的“小国王”，他是整个蒙古帝国的皇帝，迄今为止，所有蒙古部落中最有权势的统治者。
马可发现，在驯鹰术方面，东西方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两种不同文化中，一千多年来驯鹰术一直被看作是一项贵族运动。正如一个古代西方谚语所说的那样，“一只行动敏捷的猎狗和一只好猎鹰”是一名绅士必备之物。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只要看到猎物在天上飞过，上至国王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会兴奋不已，猎人们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快马加鞭地前去追赶猎物。
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是欧洲驯鹰术痴迷者中最典型的一位。1229年，弗雷德里克二世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后返回欧洲时，带回了一位技艺精湛的阿拉伯驯鹰师，后来这位驯鹰师将这一运动在欧洲推广开来。马可·波罗离开欧洲的数十年间，弗雷德里克还编撰了一本该项运动的权威之作《驯鹰之术》，这本书被视为最早涉及禽类解剖术的著作之一。弗雷德里克二世比忽必烈汗对驯鹰术更加痴迷，他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失利就是因为当时他正打算外出放鹰。也许只有志趣相投的驯鹰师才会理解在他心目中究竟孰轻孰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可意识到，只要他继续留在中国，就一定能得到心胸宽广但又反复无常的忽必烈汗的恩宠。他并不确定自己究竟会在大汗身边待多久，但他的父亲和叔叔打算还是按照最初的计划，给忽必烈汗送来教皇的口信后，就带着这些年赚来的珠宝、丝绸和其他贵重物品与年轻的马可一起返回威尼斯。但，眼下他们三个人却似乎一同迷恋上了奢华的蒙古朝廷生活。
当初，波罗一行历时三年多才从威尼斯到达忽必烈汗的朝廷，他们知道要想重返威尼斯恐怕得花费更长的时间，而只要忽必烈汗希望他们继续留在中国，他们就不能也不敢离开。此时，忽必烈汗已年近七旬，似乎已有意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但他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力，所以一旦他突然去世，势必会给波罗三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大汗的去世意味着波罗三人会失去保护伞，他们将会成为蒙古帝国貌似平静的面纱下的各种暴力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在蒙古帝国，他们既是拥有特权的尊贵客人，同时也像是囚徒，必须无休止地为大汗服务。
为了在异国的土地上生存，马可必须得让大汗觉得自己对他是有用的。为此，他虚心学习各种技能，他向男子学习马术，也向妇女们求教，甚至他还去学习如何玩弄权术。蒙古帝国具有“对所有能干的外国人开放”的特点，所以马可觉得如果自己能取得成功，也许将来真的可以在蒙古朝廷做到位高权重。也许有朝一日，他也会和其他外国人一样被封爵或者成为某个富庶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或许会有机会统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拥有自己的豪宅和无数的发财机会，而且也会妻妾成群。但是，也很有可能他最终会成为蒙古法律严厉制裁下的冤魂，从此再也无法回归自己的祖国。
就当马可在蒙古朝廷的地位开始日益下滑的时候，忽必烈汗突然提出派他去各地收税，更重要的是，让他去收集国内一些还不为人所知的信息。马可有一种预感：此次他在蒙古帝国境内的经历和他见到忽必烈汗之前的种种历险将会有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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